中国历史上关隘数量众多，自秦汉之时就有“雄关百二”的说法。它不仅是军事防御建筑，也是自然与人文因素紧密结合的景观形态。在这之中，居庸关是京北长城沿线上著名的古关城。本期的京华物语，就来说说居庸关的由来与变迁。
本文选自《关隘拱卫的中国》，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。
原文作者丨安介生
《关隘拱卫的中国》
作者：安介生
版本：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5年5月
居庸关“居庸”之名的由来
“居庸”之名的由来，据元代人记载，在秦始皇时代修筑长城时，迁徙居庸于此而得名。“庸”的本意是强征而来的民夫士卒。其实，“居庸”之名，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就有了。这个名词最早出现在先秦典籍《吕氏春秋》中，《吕氏春秋》成书于战国时期，其《有始览·有始篇》中云：“天有九野，地有九州，土有九山，山有九塞。”那么，何谓九塞？当时认为：“九塞”就有大汾、方城、居庸等。与之相互印证，西汉初年，淮南王刘安所撰《淮南子·墜（地）形训》篇也云：“天下九塞，居庸其一焉。”
当然，“居庸”之名也出现于战国史籍中，而其客观出现的时间则可能更早。有说法认为，“居庸”名字的产生，与这一带历史上繁衍生息的氏族部落，如古代的屠氏部落与山戎族有关。
戎族，又叫山戎，殷周时期被称为“鬼戎”“犬戎”。山戎（北戎）是我国春秋时期北方的一支较强大的少数民族。据史书记载，山戎部以“射猎禽兽为生”“随畜牧而转移”，经常以众侵犯中原，是战国时燕、齐诸国之边患。公元前664年，齐桓公兴兵助燕国攻伐山戎，灭掉令支、孤竹山戎部族，大约战国晚期，山戎逐渐销声匿迹。近年来，在延庆县发现有山戎族墓葬群，可以作为他们曾在这一带活动过的有力证据。诸多部族杂居过程中难免同音异字流传，加上所历年代久远，此地便有了“居庸山”之称。
《长城》（2018）剧照。
春秋战国时期，居庸属于燕国。当时，燕国北部与东胡接壤，连年战争不断。燕国利用险要的山川形势设立了“居庸塞”，作为军事攻防上的据点。公元前663年，燕国在齐国的帮助下曾进行“伐山戎之战”，此时居庸塞已是燕国北方要塞。由此可见，“居庸”一词的出现最迟应该在春秋时期，距今至少有两千五百多年了。北京延庆县城西北13公里的复钟山下建有山戎陈列馆，这是国内第一座以古代少数部族文化命名的古墓群现场陈列馆。
在漫长历史时期里，居庸关虽然始终是朝廷兵防重镇，但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称谓不同，屡屡易名：秦时称居庸塞；汉称居庸关；三国时称西关；到了晋代，因这一地区划归军都县，此关又称军都关；北齐时改称纳款关；唐时先叫蓟门关，后又改为军都关；到了金代，女真族国语则称居庸关为“查剌合攀”，也叫它“冷陉”。以后历经元、明、清，至今便始终称居庸关。
春秋战国时期，燕国就已经控扼居庸，设“居庸塞”用来防备东胡。居庸关设立关城的历史，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。《后汉书》载：“建武（汉武帝年号）十五年徙雁门、代、上谷三郡民，置常山居庸关以东。”“元初（汉安帝年号）五年，鲜卑入上谷，攻居庸关。”1971年，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发现《居庸关图》壁画，画中不但有关城，而且还有舟渡，水门下题“居庸关”三字。可见汉朝时，居庸关城当已具备一定的规模。
南北朝时，居庸关关城建设又与长城连在了一起。拓跋、鲜卑南入中原之初，以平城（今山西大同市）为都。据《魏书·世祖记》记载，为加强都城安全，北魏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七年（公元446年）六月，“发司、幽、定、冀四州十万人，筑畿上塞围，起于上谷（今河北昌平县西北部和延庆县大部分地区），西至于河，广袤皆千里”。又据《资治通鉴》（一百六十六卷）记载，到了北齐天保六年（公元555年）六月，文宣帝又“发夫一百八十万筑长城，自幽州夏口（今关沟南口）至恒州（今山西大同市）九百里”，从居庸关往东把长城修到山海关，这座长城长九百里。自此，居庸关与长城连接，成为万里长城上的一处重要关口。如《水经注》记载：“关在沮阳城东南六十里居庸界，故关名也。”北魏时的关城曾用石块修建，以后，历经唐、辽、金、元、明数朝，居庸峡谷都有关城之建。
历代统治者对居庸关相当重视
对居庸关形势的险要，古人有很清楚的认识。《水经注》载：“关在沮阳城东南六十里居庸界……南则绝谷，累石为关垣，崇墉峻壁，非轻功可举，山岫层深，侧道褊狭，林鄣邃险，路才容轨。”宋代学者程大昌在《北边备对》中说：“居庸关，太行山最北之第八陉，东西横亘五十里，中间通行之地才阔五步。”元代学者王中军在《中堂纪事》中写道：“两山翼绝，中若铁峡，控扼南北，是为古今巨防。”清代雍正《畿辅通志》中对居庸关的描述也提到其“险”：“关门南北相距四十里，两山夹峙，下有巨涧，悬崖峭壁，称为绝险。”清朝文人笔记中，曾记载居庸关关楼上题有“天下第一雄关”的匾额。
《长城》（2018）剧照。
居庸关作为关塞，历代统治者对其相当重视。这其中固然出于军事上的考虑，但除此之外还有经济、文化乃至政治的因素。我国自古即为多民族国家，经济文化的交流是促进国家繁荣统一方略之一，历代统治者也都意识到这一点。居庸关地处控扼南北的交通要道，在历史上虽饱经战火，但其在经济文化交流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1971年，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发现的一座东汉墓中，有一幅《使君从繁阳迁度关时》的壁画，生动描绘了当时居庸关车马往来的繁华情景，足以说明，居庸关在两千余年前就已是沟通长城内外的重要门户了。在北齐年间，居庸关曾名“纳款关”，从名字推断，当时的居庸关除了在军事上发挥重要作用外，在经济贸易上也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。
居庸关两侧皆高山耸立，峭壁陡不可攀，关城雄踞其中，扼控南下北京的通道。这种绝险的地势，决定了居庸关在历代战争中的重要性。宋人富弼就曾说，河北一路为天下根本。燕蓟之地，有松亭关、古北口、居庸关，此中原险要所恃，以隔绝匈奴不敢南下。《边防考》中说：“居庸者，京师之门户。”明顾祖禹更有“（居庸关）一有不虞，即当倾国争之”的说法。古代军事家称居庸关为“扼控南北之古今巨防”，形容极为恰当。唐代边塞诗人高适在描述居庸关路险关雄时写道：“绝坂水连下，群峰云共高。”高适在描写居庸关的诗作还有一首云：
古镇青山口，寒风落日时。岩峦鸟不过，冰雪马堪迟。
出塞应无策，还家赖有期。东山足松桂，归去结茅茨。
从军事角度着眼，居庸关所在的关沟是古代华北平原通往内蒙古、大同、宣化等地的交通要道，居庸关既可作为中原王朝向漠北开疆辟土的前哨，又可据其险要形势，防备蒙古高原游牧部落骚扰。《金史》中有这样的记载：“中都（今北京）之有居庸关，犹秦之有崤函，蜀之有剑门。”居庸关是都城西北的门户，更是屏障，为兵家必争之地。所以，元代郝经在其《居庸关铭》一文中说：“中原能守则为阳国北门，中原失守则为阴国南门，故自汉、唐、辽、金以来常宿重兵，以谨管钥。”
从燕国设立居庸塞开始，历史上多次决定朝廷命运的战事都发生在居庸关一带。东汉时（公元118年），“鲜卑犯塞，寇居庸关”，鲜卑人攻打居庸关，同汉朝守将大战；北魏时（公元525～527年），杜洛周起义军攻克北魏重兵把守的居庸关，将守关都督元谭赶出关外；辽金两朝的灭亡同样也与发生在居庸关的战事有关。
北宋宣和四年（公元1122年）金灭辽，金兵先打下居庸关，而后挥师南进，直取辽都燕京（今北京）：“宋宣和四年，金人谋取燕京，辽人以劲兵守居庸，金兵至关，崖石自崩，戍卒多压死，遂溃，金人度关而南，入燕京。”金朝后期与蒙古军队多次发生战争，蒙古族部队多次攻破居庸关。宋嘉定六年（公元1213年），蒙古再次攻金：“帝进至怀来，及金行省完颜纲，元帅高琪战，败之，追至北口，金兵保居庸，诏可忒、薄刹守之。遂趋涿鹿，金西京留守忽沙虎遁去。帝出紫荆关，败金师于五回岭，拔涿、易二州。契丹讹鲁不儿等献北口，遮别遂取居庸，与可忒、薄刹会。”金兵凭借居庸之险固守，元兵久攻不下，最后元兵用计，攻下紫荆关，得关后，绕经涿、易二州，由关内向外，双面夹击才攻下居庸关。这就是元人所说“劲卒捣居庸，北拊其背；大军出紫荆，南扼其吭”的著名战例。之后的元朝末年，明军北上，也是先攻下居庸关，而后长驱直入，一举拿下元大都北京。
《长城：中国的故事》（2015）剧照。
明朝建文元年（公元1399年），燕王朱棣率兵攻打怀来。此时，居庸关的守将是都指挥余瑱。朱棣感叹居庸之险时说：“居庸险隘，北平之咽喉，我得此，可无北顾忧，瑱若据此，是拊我背也。宜急取之，缓则增兵缮守，后难图矣。”“路险而窄，北京之襟喉也。百人守之，万人莫窥。”
明代，北方蒙古游牧部落对明边境不断骚扰，明军于公元1372年分三路北伐，后主力军在土剌河遭受重大挫折，明太祖因此放弃了以武力逐步统一草原的想法，继续实施政治上笼络、争取，同时军事上坚持战略防御的方针。以此为转折点，明政府在北方地区开始大量设置军镇，修筑城堡，立卫所，建关隘，置墩台，继之而来的便是旷日持久地营造万里长城。
曾任户部尚书的明代官员边贡描写居庸关：“塞口重关惬素闻，壑烟岚雨镇氤氲。雄吞巨海山形断，秀压中原地脉分。锁钥还思寇丞相，长城不用李将军。倚窗时送东南目，双阙蓬莱五色云。”
居庸关与紫荆关、倒马关
合称“内三关”
明代是万里长城修建的鼎盛时期，也是居庸关修建的鼎盛时期，居庸关的战略地位大大增强，其防御北方入侵之敌的作用也更为明政府所重视。为了应对北方鞑靼不断扰边，明政府在长城沿线设“九边”，即九大边防重镇。除此，又置多重关隘以及其他卫所，从而形成一个前有屏障，后有纵深，以京师为核心的防御网络体系。
明朝于宣化、大同二镇之南，直隶、山西界上筑内长城，故称之为“内边”。“内边者，西起偏关之鸦角山与外边分，东抵直隶延庆之四海冶而复合，延袤二千余里。”其中包括了所谓“内三关”与“外三关”。“所历之关，在直隶为倒马、紫荆、居庸，谓之‘内三关’，而以在山西者为‘外三关’。”
居庸关与紫荆关、倒马关合称“内三关”。清代大学者顾祖禹曾经把居庸关与紫荆关、倒马关加以比较，并指出其防御特点：“紫荆、倒马二关，隘口多，守御难遍，内达保定、真定（正定），皆平夷旷衍，无高山大陵之限，骑兵便于驰突。唯（惟）居庸重岗复岭，关山严固，三关之守，居庸险而实易。”可以说，居庸关在军事防御上拥有天然的优势。
与居庸关有关的战争不少，其中便有历史上著名的“土木之变”。明朝正统十四年（公元1449年），蒙古也先部已统一蒙古各部，以明廷限制贡马人数和压低马价为理由，分兵四路南下攻明，也先亲自率兵攻大同。太监王振怂恿明英宗率军五十万亲征。王振本身根本不懂军事，明军至大同后，敌军来势极盛，英宗仓皇下令经紫朔关（今河北易县境内）退军。军行四十里后，王振因撤退路线经过他的家乡蔚州（今河北蔚县），害怕大军过境损坏其田园，便强令全军北上改道由宣府（今河北宣化）回京。明军由新路线退至土木堡（今河北怀来境内），瓦剌大军到来，明军尽溃，死伤数十万人，英宗被俘，王振也死于乱军之中。此次事件史称“土木之变”。随后也先拥英宗进犯北京。在北京的兵部尚书于谦扶保英宗的弟弟朱祁钰即位，并进行了保卫北京城的战役。瓦剌部撤退后，明朝进一步加紧了对北方的防务。明景泰元年（公元1450年），也先送英宗归明。
于谦，字廷益，浙江钱塘（今浙江杭州市）人，是明朝著名的民族英雄。“土木之变”后，瓦剌以大军进逼北京，朝中许多大臣主张与瓦剌议和。于谦坚持决不能向敌军示弱，与城中守军成功进行了北京保卫战，瓦剌退兵。于谦强调：“前遣指挥季铎、岳谦往，而也先随入寇。继遣通政王复、少卿赵荣，不见上皇而还。和不足恃，明矣。况我与彼不共戴天，理固不可和。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求，从之则坐敝，不从则生变，势亦不得和。贵为介胄臣，而恇怯如此，何以敌忾，法当诛。”于是，守城兵士个个奋力守城，没有人再想与敌军讲和。
明末，李自成起义军率兵先打下宣府（治今河北宣化县），再攻破居庸关，而后直取明都城北京，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。顾炎武闻说居庸关被李自成攻破，曾感慨地说：“地非不险，城非不高，兵非不多，粮非不足也，国法不行，人心去也。”真是一语中的。
与元朝相仿，清朝在中国历史上，是完全罢修长城的一个王朝。康熙帝不相信长城的堡垒作用，但也留下《出居庸关》《暮秋出居庸关诗》和《入居庸关诗》等诗篇。
《长城：中国的故事》（2015）剧照。
数不清的战例证明：居庸关是一处进可以攻、退可以守的重要关塞。但居庸关在战争中实现其军事功能并非可以独立奏效，它对京都的屏蔽作用是和其他关隘、卫所相辅而成，互为呼应的。如居庸、倒马与紫荆内三关，总是遥相呼应的。明人于谦曾言：“险有轻重，守亦有缓急，居庸、紫荆并为畿辅噤喉。论者常先居庸而后紫荆，不知寇窥居庸其得入者十之三，寇窥紫荆其得入者十之七。正如秦人守函谷而不知武关不固，咸阳遂倾；蜀人守剑阁而不知阴平已逾，成都先丧也。”同是明人的劳堪说：“居庸，吾之背也；紫荆，吾之喉也。卒有急，则扼吾喉而拊吾背。”元兵对居庸、紫荆两关实施拊背扼吭的战略并取得胜利，就是明证。
辽金时期，居庸关除了显赫的军事地位外，已经成为南来北往的交会之地，促进了南北地区在经济文化上的繁荣发展。公元936年，居庸关所在地区被后晋割让给辽国。辽国很重视农业发展，将大量的汉人迁到长城以北，这样使得中原地区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广为传播，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。辽朝实行五京制度，以国都临潢为上京，以大定府（今辽宁凌源市西）为中京，以析津府（今北京市）为南京，以大同府（今山西大同市）为西京，以辽阳府（今辽宁辽阳市）为东京。辽的“五京”不仅是相应地区政治和经济中心，同时也是重要的工商业城市，其中尤以南京（今北京）最为繁荣。作为当时交通要塞和南北交会之地的居庸关，在辽国南京（今北京）与西域、中亚等地进行的广泛经济文化交流中，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明永乐二十二年（公元1424年），明成祖朱棣亲征，经居庸关回京，京师各衙门官员都来迎驾，在居庸关举行了十分盛大的仪式。据相关史料记载，参加这次欢迎仪式的中外文武群臣和百姓竟达一百多万人，由此可知历史上居庸关的繁华。
明朝中期以后，明朝的军事防御重点转移到山海关一带，居庸关的军事地位开始下降。
清朝时，由于长城内外都已纳入版图，清朝统治者罢修长城。伴随着长城军事防御作用的减弱，居庸关的军事地位进一步下降，逐渐成为一个历史遗迹。
居庸关的景观与文化
居庸关是京北长城沿线上著名的古关城，所在陉在“太行八陉”中排列第八，即扼控军都山的军都陉。它所在的峡谷属于太行余脉军都山地，地形极为险要，“居庸天险列峰连，万里金汤固九边”。现在的居庸关南北券城仍存有北魏、辽、金时期的遗迹，部分城台用六格砖和小城砖砌筑。元代，在关城南北建了两个红门，设立有关卡和斥堠（烽火台）。关内建有行宫、寺院和云台等建筑。
居庸关关址以及所辖范围历代不一。明代的居庸关是隆庆卫（后改延庆卫）的戍守范围：“居庸关，东至西水峪口黄花镇界九十里；西至坚子峪口紫荆关界一百二十里；南至榆河驿宛平县界六十里；北至土木驿新保安界一百二十里；南至京师一百二十里。”由上可知，其疆域东至西水峪口与黄花镇交界，北至土木驿与新保安交界，南至榆河驿与宛平县交界，东西长105千米，南北宽90千米。在这个范围内有75千米长城：有关城、上关、八达岭、南口、长峪、镇边等六座城池；有六十一座屯堡；有土木、榆林、居庸关、检河四驿。这个范围总称“居庸关”，又叫“延庆卫”。
现存的居庸关关城，始建于明洪武元年（公元1368年），是大将军徐达、副将军常遇春规划创建。对此次关城城池的修建，明朝的巡关御史王士翘在《西关志》里有详细记载：“按居庸关城垣，前代无考。洪武元年，徐达、常遇春北伐燕京，元主夜出居庸关北遁，二公遂于此规划建立关城，以为华夷之限。周围一十三里有半二十八步有奇。东筑于翠屏山，西筑于金柜山，南北二面筑于两山之下。各高四丈二尺，厚两丈五尺。南北各设券城，重门二座，城楼各五间，券城楼各三间，水门各两空，南城西水门闸楼三间，四面敌楼一十五座，共城楼五十七间。关城外，南北山险处，共筑护城墩六座，东南、西南各一座，东北二座，西北二座。烽墩一十八座。隆庆卫地方。”徐达、常遇春修居庸关长城是有关明代修建长城关隘最早的记录，由此可见居庸关战略地位之重要。据《读史方舆纪要》所载居庸关：“明洪武二年，大将军徐达垒石为城。三年，置守御千户所。永乐二年，置隆庆卫，领千户所五，以为京师北面之固。”
徐达所修的居庸关城规模很大，除上述关城外，还有南口门和上关门。南口门在关城南十五里，是一座堡城，其城上跨东西两山，下当两山之卫，周围二百丈五尺。南北城门有城楼二座，敌楼一座，偏左为东西水门，各一空。护城东山墩一座，两山墩三座，烽火台九座。属隆庆卫地方，裹口紧要。上关门，在关城北门外八里，周围二百八十五丈，护城墩东山二座，西山二座，烽火台十二座。
居庸关自洪武时建关，明景泰初年及其后屡经修缮后，城垣东达翠屏山脊，西到金柜山巅，周长4000余米，南北月城及城楼、敌楼等配套军事设施齐备。关城内外还有衙署、庙宇、儒学等各种相关建筑设施。
居庸关城建立以后，洪武三年（公元1370年），明政府在此置守御千户所；洪武四年（公元1371年），为了彻底孤立元朝残余势力，朝廷将大漠以北的大量蒙古人迁到长城以内，当时被公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关城有四个，而居庸关就是其中之一。明永乐四年（公元1406年），朝廷在居庸关置卫，下领千户所五处，作为京师北面固防的措施之一。明宣德三年（公元1428年），居庸关修筑水关水门。
《长城：中国的故事》（2015）剧照。
王士翘所著《西关志》中载：“南环凤阙，北枕龙沙，东连军都之雄，西界桑乾之浚。其隘如线，其侧如倾，开若扪参，降若趋井。翠屏吐秀，金楹吞奇，跨四十里之横岗，据八达岭之要害。诚天造地设之险，内夏外夷之防云。”它相当生动地写出了居庸关形胜的险绝。
在明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中，一直没有停止对长城的修筑，以加强长城的防务。其工程之大，耗资之巨，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。居庸关在这一历史时期也得到了发展，是继元朝居庸关大规模建设后的第二次辉煌，并达到它的鼎盛时期。其下所辖隘口众多：
中路隘口十二处：双泉口、贺伯口、陈支良口、黄土岭口、石佛寺口、青龙桥东口与西口等。隶居庸关，委派官员一名管之。
北路隘口六处：化木梁口、花家窑口、于家卫口、石峡峪口、糜子峪口、河合口。隶居庸关，委派官一员管之。
南路隘口十二处：晏磨峪口、大峪口、汤峪口、谭峪口、水峪口、苏林口、小枯将口等。隶居庸关，委员一员管之。
东路隘口十四处：灰岭口、养马峪口、虎峪口、德胜口、锥石口、雁门口、门家峪口、西水峪口等。把总一员统之。
西路隘口：
白羊口隘口十处，守备一员统之，有白羊口堡城。
长峪城隘口十六处，把总一员统之，有长峪城。
横岭隘口十四处，把总一员统之，有横岭口城。
镇边城隘口二十三处，把总一员统之，有镇边城。
明时兵部尚书于谦曾言：“居庸京师之门户，乃以佥都御使王熔镇居庸，创建城垣。”“土木之变”后，明政府又修缮了居庸关。这次所修的居庸关城垣，是在徐达、许廓所修关城基础上的又一次扩建。工程在景泰六年（公元1455年）完工。至今，居庸关南北关门上还有“居庸关”字样的石匾，旁边还有小字题记“泰伍年捌月吉日立”。景泰年间，居庸关城的建制达到了最完备的程度。关城之内设有衙署、书馆、庙宇、粮仓、神机库等各种相关的建筑设施。居庸关的范围也分为五道防线：北面有岔道城、八达岭、上关城，南面有南口，加之居庸关关城，合为五道防线。此时，居庸关在军事防御方面也达到最完备的程度。
居庸关关城及其防御功能与八达岭密不可分。《西关志》载：“八达岭，在关北三十里，其城高二丈五尺，厚一丈，长六百八十丈，南北城门城楼二座，敌楼二座，城铺两间，护城东山平胡墩一座，西山御戎墩一座。弘治甲子秋七月，经略边备大理寺右少卿吴一贯规划设立，逾年告成。至今每遇春秋，守关者率兵于城外挑掘偏坡、壕堑，以防虏寇。隆庆边地方，外口尤为紧要，失此不守，则居庸不可保矣。”
居庸之险不在关城而在八达岭
自古以来，就有居庸之险不在关城而在八达岭之说。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在《西关志》中，其《居庸图论》载：“居庸关两山壁立，严险闻于今古，盖指关而言，愚窃谓居庸之险不在关城，而在八达岭。是岭，关山最高者，凭高以拒下，其险在我，失此不能守，是无关矣。逾岭数百步即岔道堡，是关北藩篱，守岔道所以守八达岭，守八达岭所以守关也。由八达岭南下关城，真所谓降若趋井者。关北门外即阅武场，登场而望，举城中无遁物，虚实易现，况往来通卫，道路日关，虽并车可驰，故曰：险不在关城也。关东灰岭诸隘，外接黄花镇、内环陵寝，更为重地，经画犹或未详。关西白羊口，号称要盖。城西门外去山不十丈，而山高于城数倍，岗坡平漫，可容万骑，虏若据山，则我师不敢登城，拓城以跨山，今之急务也。长峪、横岭近通怀来，均之可虑，而横岭尤孤悬外界，山高泉涸，军士苦之。镇边城虽云腹里，亦喉舌地。川原平旷，无险阻之固，雨霪溪涨，淹没濒仍，越此而南即长驱莫遏矣。是故镇边之当守，其形难察也，此固一关险夷，然去京师咸仅百余里耳，门户之险甚于潼、剑，设大将，屯重兵，未雨彻桑之谋，其可一日不讲哉？”后顾炎武也说：“自八达岭下视居庸关，若建瓴若窥井。故昔人谓居庸之险不在关城而在八达岭。而岔道又八达岭之藩篱，元人于北口设兵，洵得地形之便者。”同样强调居庸之险不在关城而在八达岭。
八达岭城堡始建于明永乐二年（公元1404年），后于弘治十八年（公元1505年）重建，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城堡。开有东西两门，东门匾额题“居庸外镇”，西门题“北门锁钥”。八达岭因在高处（海拔约600米），居高临下，比居庸关城更险要。所以前人说“居庸之险不在关城，而在八达岭”。整条关沟两边，层峦叠嶂，悬崖峭壁，下临深沟，古称绝险。居庸关和南北两口形成重关迭险，真个有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之势，何况山上还有长城环护。难怪古人会感叹“燕京之有居庸，犹秦之崤函，蜀之剑门也”。
八达岭长城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中非常雄伟壮观的一段。此段长城墙身高大坚固，平均高达7.8米，上窄下宽，墙基宽约6.5米，顶部平均宽5.7米。墙基用整齐巨大的花岗岩条石铺成，每块都重达千斤以上。城墙上部包砌大城砖，里面充填土石。城墙顶部用方砖铺砌，平整坦荡，可容五马并行，或十行并进。城墙上两旁有矮墙，称女墙。内侧女墙是防跌的；外侧女墙有垛口，上部小口供瞭望敌情，下部小口供射击。城墙上每隔300米到500米就有一处敌楼或墙台，作为巡逻放哨或者攻战用。敌楼下层还可以住人或放武器，彼此互为犄角，可以交叉射击。在城墙里侧，每隔一段距离有券门，门内的石阶是守兵上下城墙的路径。沿长城的制高点上设有烽火台，以传递警讯。一旦发现敌人，昼则放烟，夜则举火，以求将信息迅速传送到后方。以上这些设施构成一套完整的防御工事。这里的长城有两处高峰：北高峰和南高峰，最高点海拔约为1000米。
居庸关，狭义上仅指居庸关城；广义上则包括南口至八达岭范围内一共五十里的关城。南口，北魏时称为下口，北齐时为夏口，元代时叫南口。八达岭，在元代被称为居庸北口。八达岭关城重重。有八达岭关城（下口关）、上关关城、居庸关城、南口关城四道关城。南口关城是进入居庸关八达岭的前哨据点，南为沙河、玉河平川，自南口入山，群山开始。南口关城建筑在两山中间，关城规划为菱形，城门道路自南北菱尖穿通。这是八达岭关口第四道防线。再向北行七里为居庸关城。居庸关城作为卵形，四周高山环抱，地势十分险要，林木苍翠。居庸关城是八达岭关口的第三道防线。关城的中心建筑有元代泰宁寺过街塔一座。塔的台基俗叫云台。台子全部用大型石块建筑，原来在台上建有三座喇嘛塔，现已毁掉，只留一个石台。台上列塔，台下有个洞可以行人，叫作过街塔。过街塔源于喇嘛教，是喇嘛教的一种建筑类型，在内蒙古、云南、青海等地皆有实物存在。台下的门洞做圭角形，两壁布满雕刻，在门口券石两旁雕有交叉金刚杵组成的图案，以及刻有象、猛龙、卷叶花和大蟒神，正中刻金翅鸟王。洞内壁雕刻四大天王，气宇轩昂。四大天王间刻陀罗尼经咒颂文，用兰咱（梵文）、伽嘎（西夏文）、土波字、元国书（巴思巴制造的新蒙古字）、畏吾（旧蒙古文字）、汉字、唐古特（西夏文）共6种文字刻成。还有巨大的天王形象栩栩如生，是元代雕刻艺术的佳品。
《长城：中国的故事》（2015）剧照。
居庸关关城拥有万里长城最高的关楼：居庸关长城有关城门楼2座，南北城门各1座，均建筑在10米高的城台上，自身高21米，通高31米，比嘉峪关关楼通高高5米，比山海关通高高7米。面阔5间，为三重檐歇山式绿琉璃剪边布瓦心楼。
从居庸关再北行8里为上关城。上关城建设为椭圆形，亦南北二门，建在陡险的山丛中，成为居庸关前部的一个卫城，实际是八达岭的第二道防线。形制较小，但是可以用较少的兵力抵御众多的敌人。
“居庸叠翠”列入“燕山八景”
居庸关自南口至八达岭五十里的这段关城，龚自珍对其曾有极其详细的描述：“南口者，下关也，为之城，城南门至北门一里。出北门十五里，曰中关，又为之城，城南门至北门一里，出北门又十五里，曰上关，又为之城，城南门至北门一里，出北门又十五里，曰八达岭，又为之城，城南门至北门一里，盖自南口之南门，至于八达岭之北门，凡四十八里，关之首尾具制如是……下关最下，中关高倍之，八达岭之俯南口也，如窥井形然。”
居庸关长城还有独一无二的人字形长城：人字形长城在北门关楼西侧山坡上，修复时是按照原貌修复的。为什么这段长城要筑成人字形，它有什么特殊功能，目前还不清楚。此种结构在整个万里长城上还未曾发现。
因战乱、自然灾害等原因，居庸关多次遭到破坏，又多次被修复。如今的居庸关、八达岭是著名旅游区。关城附近自然景观十分壮美，早在金明昌年间，“居庸叠翠”即已列入“燕山八景”。
由于居庸关附近的山大多为石峦，树木繁茂，野花遍地，翠色如波。远远望去，好似叠翠层层挂于山崖，十分美丽。于是，乾隆年间在此立碑，称“居庸叠翠”。现在乾隆御笔亲题的石碑虽然已经不存，但居庸关美景仍在，与雄伟的居庸关关城相互辉映。
明人所作《燕京八景图诗序》中说：“（居庸）关之中，延袤四十里，两山夹峙，一水旁流，关中有峡曰弹琴，道旁有石曰仙枕，两崖峻绝，层峦叠翠……故曰居庸叠翠。”
《长城：中国的故事》（2015）剧照。
1982年，居庸关又以其重要的人文和自然景观价值，划入八达岭风景名胜保护区，成为其中重要的景点。自1992年春，居庸关长城又得到很好地修复。此项工程历时五年，至1997年底竣工。共修复长城4142米，敌楼、铺房、烽燧等建筑28座，建筑面积约3万余平方米。还修复了关城内外寺庙、粮仓、牌坊、衙署和书馆等各种建筑物，面积近1万平方米。
作为历史上著名的古战场，居庸关总能引人无限遐思。金代诗人蔡珪《出居庸》一诗云：
乱石妨车毂，深沙困马蹄。天分斗南北，人间日东西。
侧脚柴荆短，平头土舍低。山花两三树，笑杀武陵溪。
元代诗人萨都剌也有《过居庸关》诗云：“居庸关，山苍苍。关南暑多关北凉。天门晓开虎豹卧，石鼓昼击云雷张。关门铸铁半空倚，古来几多壮士死。草根白骨弃不收，冷雨阴风泣山鬼……”
我国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在鸦片战争时期曾经两次游居庸关。当时，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、风雨飘摇之中。道光三年（公元1823年），魏源到驻守在古北口的直隶总督杨芳家中做教师。教书之余，他研究北边防务，写有《居庸关五绝》（三首）：“一登八达岭，回视如窥井。何意塞门关，天成云外境。”二十一年后，魏源又写下了《居庸关七绝》三首，其一云：“十里嵚奇托一程，连云虎跨是关城。雄山尚作窥边势，古涧难平出塞声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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